晚餐的气氛十分压抑，费里并不以热情好客著称，而吕西安也感到颇为不自在。晚餐的菜色完全无法和吕西安自己家里的食物相比，排骨做得很老，豌豆汤太过油腻。配餐的是1885年的波尔多酒，这并不算是一个好年份，更不用说侍候晚餐的只有一个老仆人和一个厨娘而已——总而言之，这是一顿极具中产阶级特色的晚餐，而吕西安已经很久没有吃过这样的一顿晚饭了。

吃完最后一道甜点后，那个老仆人给两位政治家拿来西班牙产的雪利酒，还有一个银质的雪茄盒子。

费里先生拿出一根雪茄，点燃之后深深吸了一口，“我想您一定觉得我冥顽不灵吧——在我拒绝了您提出的这么多种让步方案之后。”

“如果我否认的话，那就是在撒谎了。”吕西安直率地回答，他并不想要掩饰自己对费里的不满，那种虚伪的客套没有任何意义。

“我不愿意接受您的那些妥协案，是因为我觉得您没有尽全力。”费里将酒杯举到面前，透过金黄色的酒液凝视着吕西安，“在我看来，只要我们双方合作，我们可以在议会得到足够的支持来通过一份比您的妥协案大胆的多的法案——我们能够一劳永逸地把天主教会的影响力彻底终结。”

“您觉得我怎么样才算尽了全力呢？”吕西安反问道。

“运用您的影响力，做一些政治交换——您现在是部长了，虽然我们国家的部长更换的速度比时装的款式变化还要迅速，但您如今在这个位置上，那么您就能够发挥这个办公室的影响力。”

“是吗？”吕西安声音里带上了若有若无的嘲讽，“那您觉得我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您的法案，您的政治遗产，我为什么要为了它来动用我的影响力呢？”

“我想‘为了共和国的利益’这样理想化的理由是不能够说服您的？”

“我一直以来都是个现实主义者。”

吕西安曾经回顾过自己的少年和青年时代，在这个通常都会热血沸腾的年纪里，他从未信仰过任何思想，对一切的理念也都冷眼旁观，这样的冷静甚至让他自己回想起来都有些惊异。

当他还在上大学时，曾经加入过几个学生组织，那些大学里的学生俱乐部和读书会是激进思想的温床，年轻的大学生们挤在充满了烟味的阁楼上，喝着廉价的烧酒，嘴里说着那些时髦的名词——无产阶级，社会改良，帝国主义，反教权，剩余价值，诸如此类的东西。有时候这样的聚会还会有几个女性加入，她们会讨论妇女投票权——即便是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也没有让妇女们得到公民的权利。吕西安还记得一个来自马赛的姑娘，她的长相已经在记忆里模糊，每次说话时都显得很愤怒，“美国的黑人奴隶在内战后都有了投票权，而女人还没有——很明显社会并没有将女性视作真正的个人。”